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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点

据点 (第1/2页)

——为纪念抗战胜利40周年而作
  
  一
  
  在电影电视上见过的不算,现在还有多少人真正知道据点是什么样子吗?
  
  邓智广,十六岁就进过据点。
  
  抗日战争时期,生活困苦,他十六岁看起来像十三岁;抗日战争时期,战地的少年早熟,他十六岁的心眼顶二十岁的人用。
  
  他在大连、天津日本学校上过学,会说日本话,还有一套天津的学生服。随我大伯回山东老家后,他参加八路军当交通员,就穿上学生制服,满嘴唱着“哇达西久鲁口满洲母斯妹……”往据点里钻。
  
  别说日本人看着他不像八路军,连他自己也觉得不像个八路军。
  
  二
  
  一九四二年“五一”大扫荡,有个从延安出发,途经山东去东北的过路干部失踪了。这个干部来时穿着一套灰色土布棉军装。原说换成便衣,拿了伪造的“良民证”就乘火车去东北,衣服还没换,敌人来个“铁壁合围”。突围时他左腿中弹,被敌军俘去。这一次受伤和没受伤的,被敌人俘去有十几个。几个月后,这些人都有了下落。有被杀的,有被放的,按以往惯例,这地方的日伪军抓到我方重伤员,并不虐待,大都放回。放的时候找几个民夫抬上担架,由伤员自己指点路线,抬到个中间地点就叫民夫回去,敌人并不派人尾随。因为我们曾经抓到过他们的重伤号,全送回据点去了,双方有了个不成文的默契。
  
  可是这个干部没有放回来。据同时被俘的人说,他伤势很重,一直昏迷不醒,日军用担架把他抬下战场后就没见过他。这个过路干部,平日和任何人都不接触,除去夜行军一起行动,平时单独住在交通站为他号的房子里。而夜行军时是看不清互相的面目的。除去交通站主管人,谁也不知他叫什么,因此也不会发生被叛徒出卖、暴露身份的事。
  
  到了冬天,马蜂坞据点调来一股伪军,名叫“宪兵工作队”。队员全穿便衣,说话南腔北调。这股人不参加清乡扫荡,可别的伪军缴来八路军文件,或抓到俘虏,全交他们处理。队长叫金城,据说是日本留学生,说话举止都有几分文气。他们还有权处理伪军中的“不法分子”。他们来到不久之后,正逢马蜂坞集,忽然据点里办起法事来,几个和尚吹吹打打,引出一口棺木。棺木前由一个伪军挑着白幡,上写“无名八路军军官之灵”,“宪兵工作队”的人荷枪送葬。走到集上人多处,送丧行列停下,金队长站在棺前发表了这样一通演讲:“尽管反抗皇军罪在不赦,但皇军以武士道精神,对被俘者仍施以人道待遇,对投诚者热烈欢迎。这个八路军干部,生前已表示投诚,可惜负伤太重,未及报效皇军就去世了。我们仍为之送葬。求赶集的老乡带个话给八路军,我们已尽了武士的仁义,欢迎他们迷途知返,弃暗投明,我们一定废弃前嫌,携手共建大东亚共荣圈……”
  
  这事引起我们疑惑,被俘的我方人员英勇斗争被击毙刑毙,他们总是匆匆往荒坟地里一扔,任凭鸦啄犬食,这回为什么闹这么大排场?那干部若真投降了,怎么他们连姓名还不知道?
  
  上级要派个人进据点了解真相,就选中了邓智广。临行交代给他一个联系人:伪乡长,名叫宋明通。
  
  宋明通也是我们本村人。他家有几亩地,他种得有一搭没一搭,一忙了就雇短工。他女人前五年去世,没有再续娶家室,只有一个孩子,在省城念书,寄住在他丈人家。他有点文化,会中医,也能打算盘。他有时教几天书,有时做几天买卖,有时摇个串铃出门去行医。常常一走两三个月,谁也不知上哪儿去。偏偏日军扫荡频繁之时,他又蹲在村里偎窝子。日军进了村,全村跑空了,最后从秫秸垛里把他找了出来,打了他一顿叫他为日军筹集猪、鸡、鸡蛋、花生和白薯。猪早就叫村里赶走了,鸡也由老嬷嬷、大嫂子们抱着躲鬼子去了。他找出几十个鸡蛋,把自己家的花生、白薯弄了些交出去,尽管日本人还是大不满意,可从此记下了他的名字。以后每逢扫荡都到村里找他,要他烧水,弄吃的,有时还带路。有次我二大娘家一只生蛋鸡没来得及带走,叫鬼子当靶子用枪打死,从此我二大娘见他面就骂,年三十还特意糊了个死人打的幡竖在他家门口。他对此并不着恼,说是老嫂子了,她骂不了鬼子不骂我骂谁?有人劝他,既这么得罪人,何不出去躲躲?他说外边也不好混,仍守在村里不动。对于他的不肯出走,人们有几种看法。有人认为他就是安心当汉奸,在为鬼子筹集给养时他也中饱了不少。有人算了账,却似乎他并没落到多少便宜,可能还搭上点儿。因为鬼子来的次数多了,每次都要,村政府就立下个规矩,他筹集了多少吃用之物,报个账,由村里公摊。按账目他没多少油水可捞。也有人说,他出来支应日伪军,是受了抗日政府的命令,不然抗日政府为什么不治他呢?这似乎有理。但是,过年时抗日政府“拥军优属”,给抗日家属送红灯,却给他门口挂了个黑猪皮灯,又丧气又肮脏。这又不像是指派他去支应日军的。最后就传出来一个新闻,说他不再出去行医,是在外边丢了人,不敢再出去了。说是他最后那次出去行医,碰上了劫道的,把他的药包、财物全抢光了,只剩下一个串铃还在手里。他没有命地跑,迷失了方向,天黑后又下起了大雪,好容易看到个灯亮,走近了却是孤零零的一户看场院人家。他敲门求宿,里边不开门。他说:“行行好吧,再不住下我要冻饿而死了。”
  
  主人隔着门说:“不是我不收你,我家正有病人,女人生孩子生不下来,要断气了,哪能招外人?”
  
  他说:“哎呀,咱们有医缘,我就是郎中。”
  
  主人说:“你别骗人!”
  
  他情急生智,立刻掏出串铃摇了摇。主人一听,大喜望外,连忙开门把他请进屋里。
  
  屋里有个收生婆伺候着产妇,产妇几经折腾,已经连**都无力了,张着口只喘气,小孩还没生下来。宋明通只会治食积奶积,跑肚拉稀,根本不懂产科。况他除去串铃,连治拉稀的药也没有了,怎么治呢?他又不能打退堂鼓,离了这个有吃食有火的地方他真会冻死。就绷着脸说:“别急,给我在偏房里生堆火,我去炼丹。半个时辰炼好,保你母子平安。”
  
  男主人只有一间放农具粮草的偏厦,在那里给他生了火。他进去关上门说:“可不许偷看,看了就不灵了!”
  
  烤了一阵儿火,身上暖过来了,他觉得处境不妙了。拿什么给人家催产呢?正在无计可施,忽见墙角靠着一辆独轮小车。车轮已卸下,两个轴承的地方,有一堆沾了泥土的黑油角子。他灵机一动。用手指剜下油泥,合了柴灰,团成六粒梧桐子大的黑丸丸,开门喊道:“主人,取仙丹去。”
  
  那主人本来对他半信半疑,一见真把丹炼出来了,立刻就换了笑脸,马上说:“我先去救人,回头给先生备饭。”
  
  宋明通说:“三更半夜,你也不要另备饭了,我炼了这丹,损了不少元气。有剩饼子、冷地瓜你拿点来,我先填补填补。有什么话明天再说。”
  
  主人取走仙丹,送来两个高粱饼子一碟麻花咸菜。他把饼子烤热,就咸菜吃下肚。身外有火,腹中有食,又饱又暖,困劲就来了,不觉歪在火堆旁就睡了过去。正睡得香甜,忽然上房一阵忙乱把他吵醒,只听见喊:“快叫郎中,快叫郎中!别让他走了。”
  
  他听出是出了事,爬起来开开大门拔腿就走。主人闻声就追了出来,边追边喊:“先生,你不能就这么走了!”
  
  他觉得事不好,索性跑起来,外边雪大,路又不平,没跑多远就跌了个大马趴。主人从后边追上就抓住了他。
  
  主人把他扶起坐好,咕咚一声朝他跪了下去,叫道:
  
  “谢谢先生救命之恩,孩子生下来了,是个胖小子。”
  
  “啊?是了,我知道会生下来的。”
  
  “你跑什么?”
  
  “我这人救人从不受谢礼,怕你谢我!”
  
  “这样大恩我不谢谢还能为人吗?”
  
  原来产妇并非别的原因难产,只是接生婆外行,让她耗尽了体力,过分虚弱了,才产不下。那样的几粒“仙丹”人肚,能不恶心吗?一恶心胃就痉挛,胃一痉挛,腹肌就收缩。腹肌收缩,歪打正着,把个孩子推送下来了。主人只当仙丹灵验,硬是把宋明通接回家中。好吃好喝供养了数日。看看母子平安,天也放晴,这才送他一套紫花布新棉衣,打发郎中上路。尽管祸中得福,他却吓得不敢再出去行医了。
  
  此系传言,并无对证。但由此可见宋明通在众人心中是个比一般农民多几分诡计,而又不离大谱的人。
  
  三
  
  一九四二年腊月二十八,邓智广进了马蜂坞。
  
  这一天是大集。山东土话叫“花子街”,叫花子来集上募集年货,大小摊贩不得拒绝。这一带在大清朝时属“东临道”,是山东的贫困地区。马蜂坞地处津浦路德州车站东南,距最近的县城和火车站都在五十华里以上。没有河流,不通舟楫。抗战前不仅没见过电灯,连玻璃罩煤油灯也只有大地主大乡绅家才有。这样的地主百里方圆难有一户。惟一的商品交换市场就是集市。农民把家产的粮食、鸡鸭、手工编织的筐筐篓篓送到集上,换回火柴、海盐、德国针、西洋色。聘闺女娶媳妇还要添置化学梳子、苏州镜子、天津“月中桂”的鸭蛋粉、北京哈德门的猪胰子。马蜂坞是南北通衢官道,南下北上的生意人够不上火车,全靠人背马驮,走旱路必经此地。村中南北大街两旁,少不了有几家骡马店、小饭店。有一家药铺取名“大生堂”,门外立匾上写:“自办生熟药材吉林野山人参黄毛鹿茸”。他的药材其实是来往客商卖下的便宜货,并没有人参鹿茸。一家剃头店,张个幌子上写:“朝阳取耳,灯下剃头”。朝阳取耳属实,灯下剃头全虚。太阳落山各户就关了门,从不做灯下生意。
  
  抗战初期,日军只在县城和铁路线,并没深入到四乡。中央军撤到南方去了,马蜂坞一带真正成了“无政府区域”。有三两枝枪、五六个人就可以拉起个队伍,称作“团儿”,头儿姓张叫“张团”,头儿姓李叫“李团”;也有以“团长”的外号取名的。“胖娃娃”、“三江好”都可以成为团名,拉起团就可以找老百姓要给养、筹款、杀人、劫货。日本军还没到,老百姓先就叫自己人洗劫了一遍,集市自然就停下。后来从山西开来八路军,才把这些土团冲散,有的投了日本,有的归降八路,也有的投到南边找中央军去了。八路军便在马蜂坞安了大营,成立了抗日区政府。从此民兵集训、干部学习全到马蜂坞来,这里成了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关所在地,自然也就恢复了集市。四年以前,日军也曾来扫荡过,他们来,八路就撤,他们一走一过,扫荡完仍回县城,八路军反扫荡完了也仍回马蜂坞。集市并没中断过。一九四一年冬天日军又来扫荡,一路走一路抓民夫,到了马蜂坞他们就不走了,用捻探条打着民夫为他们修炮楼夯围墙。日本驻军的头目是个少尉,少年得志,他认为这里是抗日根据地,不使老百姓慑服,不能住安稳,便拿民夫开刀。每天劳动时,他严加监视,只要谁偷工减料,动作懈怠,或在言谈举动中有稍露反抗之意,下工时叫出队来,让他们跪在队前,当场让士兵用战刀来“试胆”,杀死的人他不许埋葬,而让人扛到村头各个路口暴尸示众。这几个炮楼修了三四个月,天天抓来新人,天天杀死几个,以致谁也说不清这三四个月间究竟有多少人被抓、多少人被杀。只知足有半年光景,马蜂坞村头总有乌鸦飞、野狗跑,天黑后没人敢从那些路口走过。后来据点安稳了,日军少尉高升了,来接任的是个准尉。他和那少尉是两个学派,他主张宣威怀柔,同时并进,要装点“王道乐土”的太平景象,重开集市,这才命人把残碎的尸骨就地埋掉。但埋得并不深,一场雨过后,又都暴露出来,赶集的人们要从满地枯骨上走过。所以到这赶集的人,还没进村先就得到一个警号——这是个杀人不偿命的地方。死的死了,活着的人还要想法活下去,老百姓要过日子,货摊设在敌人刺刀之下,这集也还是要赶的。他们不像红卫兵们想得那么清高,宁可饿死也不到敌人据点去做生意。
  
  这村南北长,东西窄,邓智广从南边来,先进牲口市。一个麦场上,钉了些橛,拉了些绳,拴了些马牛骡驴。有搬着牲口脑袋看牙口的,有拉着牲口缰绳看腿脚的,场边一些经纪人东跑西说,把褡裢搭在胳膊上与人手捏手地讲价钱。过了牲口市是家什市,卖的是镐锄犁耙,竹笤木铁。再往里杂货市,这里就热闹了,卖针的把针当作飞镖,抓住一把扬手投出,颗颗钉在本板上。卖刀的把菜刀当成钢铡,按一捆铁丝在地,刀刀剁得铁丝寸断。卖木梳的偏拿木梳作锯使,用它来锯木棒,锯得木屑四溅。卖瓷盆的爱将瓷盆当铜磐敲,拿它来奏乐,敲得丁当悦耳。这些人在表演的同时还要唱。卖德国钢针的唱道:
  
  打败过黄三太的甩头一子,
  
  压下去小李广的百步穿杨,
  
  黑敬德抡起钢鞭来较量,
  
  打了它三天两后晌!
  
  卖木梳的唱的是:
  
  梳拢过王母娘娘盘云髻,
  
  调理过杨贵妃的八宝头。
  
  王三姐窑前把青丝理,
  
  穆桂英马上梳发鬏,
  
  昭君梳了个和番柳,
  
  孙二娘梳的是夜叉头。
  
  在表演中交货,在唱声中收钱,做买卖倒像是附带的小把戏,表演和唱才是正功。
  
  但他们的生意不算兴隆,原因是这集上少个棉线市。卖线卖布,是妇女们的专利,可女人们不敢到鬼子汉奸鼻子底下来抛头露脸。没有女人,这个市也就办不成,木梳和钢针也就少了主顾。当然,这集上也不是一个女人没有。日本军队没到这里前,这里还保持中国农业社会的纯朴风俗。日本军队和汉奸机关一到,殖民地社会的恶习颓风也随了来。城里有几家妓院,每到扫荡之后,年节之时,估摸大小汉奸的腰包里有几个不义之财时,便套上两辆牛车,载上几个姑娘,来开支店。她们并不长住,十天八天,汉奸们钱包里的钱抖落得差不多了就套上牛车回城。所以并没有固定的店址,临时租两间房,地上铺上麦秸,就做生意。好人家的房屋不肯租给他们,多半租的是菜园场院的草栅更屋。有个把姑娘被某个汉奸头目看中了,交热了,就包她半个月二十天。那时她就堂而皇之地住进兵营或衙门里去做几天压寨夫人。
  
  邓智广来到集上时,正有这么位“红姑娘”招摇走过来。她上身穿一件翠绿挽襟软缎棉袄,下身着紫缎扎腿棉裤,两只脚缠得又窄又小,穿一双大红绫子绣花鞋。看年纪有二十四五岁,长圆脸上浓妆艳抹,梳一根长辫,粉辫根,红辫梢,辫梢上坠着银坠脚。这副打扮,在当时也是城里少见乡间难寻的。乡下有这副头脚,没这等妆扮;城里人有这副妆扮,没这副头脚。
  
  她一走进杂货市,就引起一阵骚乱。散在货摊前的大小伪职人员,一下都聚到了她身边。
  
  “哟,三姑娘吗?好俊的行头!”
  
  “裹得好脚!”
  
  她左右应酬,嬉笑嗔骂,用手刮一下这人的头,用足踢一下那人的脚,在一群人追随下招摇走过。两边农民小贩,看得目瞪口呆,有人臊得满脸通红,有人气得骂街,有人小声议论,有人大声责斥。邓智广也看得走了神,心想:“天下竟有这样没有廉耻的女人!”这时肩上着了一掌,有人在耳边问道:“爷们,傻了眼了?”
  
  邓智广收住神,认出这个穿羊皮二大褂子、戴铜框眼镜、顶青毡小帽、拉着一头小毛驴的人是刘四爷。邓智广来的路上,对完成这次侦察任务还满有把握。到了集上,这点自信就开始下降了。这么大个村子,这么乱的地方,从哪儿入手呢?总不能一来就去找宋明通要办法。刘四爷这一巴掌,又把他的信心提起来了。
  
  刘四爷神秘地笑了笑问:“爷们儿,大年下的是来赶集呀还是来办货呀?”
  
  邓智广说:“这不是说话的地方。”
  
  刘四爷说:“我自有说话的地方,跟我来!”
  
  四
  
  刘四爷久居农村,却不以务农为本。不做买卖不耍手艺,可逢集必赶;家中哪怕揭不开锅,可总喂着一头驴。他会点兽医,有几手绝活,最拿手的一招叫“火烧战船”。牛得了瘟病,人们多找他来治。他不用药不用针,只找主人要五斤烧酒、一床破被,把酒在牛身上擦遍,划根火柴,腾地一声,那牛眨眼间浑身起火,挣扎嚎叫。他趁势拿破被把牛蒙头盖脸的一捂。半个时辰之后牛连烧带吓出一身大汗,法到病除。他由主家招待一餐酒饭,带着治牛剩下的烧酒告辞而去,不另收费用。
  
  光靠这维持不了几口之家的生活,他就替人收税。
  
  这一带乡下距县城远,不论大清国的县衙门还是国民政府的县政府,谁也没法派人下乡到集上来收牲**易税。可这笔钱又是老爷们的衣食财源,所以从几百年前就留下个惯例,把四乡的税包给各乡地主乡绅去收。承包人打总向县里交一笔租金,领下执照,他们就凭这执照赶集收税。能包得起税的人多半又是吃不了奔波之苦的人。他们就再把各集口的税收分包出去。他从县里包税是先付后收的办法,转包时则改成先收后付。说好一集交多少钱,由收税人先去收,收完当天结账,把包银交完,剩下多少归收税人。要是收的不够包银,可以拖欠,但不能调免。收税人干的是没本买卖,这就要靠信用。
  
  按常理推断,干这勾当得有武装作后盾或是黑社会帮会势力作靠山,不然买卖双方不给钱怎么办?刘四爷决没有武装力量,因为他身后既没腆胸叠肚的汉子,手中也没有拿枪拿刀。帮会势力是否有也不得知,没见他摆香堂喝盟酒。但他收税从没遇见过麻烦则是事实。也许是山东受孔二先生影响深,多讲礼义,对这习惯了的交银纳税从无争议。令人费解的倒是他这收税竟然不受政权更迭的影响。北洋政府时他收,国民政府时他收,八路军来了成立抗日政府,虽不再把税包给私人,可还聘他为收税员。现在八路军退出了马蜂坞,他又来收。这次是替谁收,邓智广就不清楚了。邓智广并不因此就跟刘四爷生分。他什么集都赶,常把见到的、听到的敌人情况到敌工科汇报。邓智广知道组织上把刘四爷既不当基本群众也不当敌人看待,按现在说法,是个团结对象。
  
  五
  
  刘四爷在一家小饭铺近旁借了间小房,写了个“税务代办所”的牌子,遇五逢十马蜂坞有集他就把牌子挂上,集一散他就把牌子摘下来存在小饭铺里。这间小屋里只有一张破桌子,几条长板凳。税是在集上牲口市收,收了钱他放到褡裢里另找地方去算账,这间屋从来不办跟税务有关的事。邓智广问他:“你既不在这里收税,要这间屋干啥?”
  
  他说:“朋友们赶集来有个歇腿喝茶的地方。”
  
  邓智广说:“歇腿就歇腿,喝茶就喝茶,挂这个熊招牌干啥?”
  
  他说:“有了这招牌,就算一路诸侯。鬼子伪军就少来找麻烦。有了这招牌,我这身份也就是官的了。他们不好再捞油水。”
  
  邓智广问:“你现在这税到底是替谁收的?”
  
  刘四爷说:“主家不让说,我就不能多嘴。你多看看自然明白,明白了你也别问我,问我我还不说。”
  
  他又反过来问智广:“你来干什么?”
  
  智广说:“办点事。”
  
  “办啥事?”
  
  “我也不能说。”
  
  “用得着我帮忙吗?”
  
  “用得着。”
  
  “帮啥忙可得说呀。”
  
  “我得进据点里去。”
  
  “长期呆下还是看看就走?”
  
  “看情况再说。”
  
  “这忙我帮不了。”
  
  “你是怕沾麻烦?”
  
  “有这么点,不过我知道谁能帮这个忙。”
  
  “谁?”
  
  “邓区长,你们自己家里人。他有办法。”
  
  这位邓区长,大号明三,是邓智广的族叔。民国十二年山东大旱,他去天津找活儿干,邓智广他爹正在造币厂做工,就把明三保荐进了厂。后来直奉交战,天津大乱,邓明三伙同几个老乡,用锅灰抹了脸,抢了皖系一个师长的公馆。皖系得势后追查这个案子,同案人有落网的,交待出有邓明三。邓明三早已带着钱财跑了,就抓保人。智广爹为他蹲了八个月大牢,花光全部家当才买出条命来。邓明三带着钱财回到山东,做起货栈买卖来,从此成了小财主。智广爹出狱后,邓明三曾派人送来几百大洋,向他致歉。智广爹把钱退了回去,声明不再认这个族弟,从此不与他来往。但邓明三对智广爹始终还是尊敬的。只要在路上碰到,还是笑脸相迎,口称二哥:“你别跟弟兄认仇呀。有难处只管说,你不来叫大侄子来一趟也行。”
  
  乡亲们认为邓明三还够义气,觉得智广爹过分死板。
  
  不知邓明三老了中了什么邪,忽然要过官瘾,花钱运动了汉奸区长当。这一来把他半世好名誉给糟践了。须知我那一方人对当土匪并不太小看,对当汉奸却极为蔑视。人饿急了,拿枪逼有钱人掏出几个分用,这不算丢人。替外国人卖命当狗来欺压中国人,这可是连祖坟都要遭骂的缺德事。
  
  邓明三当了区长才尝到挨人指脊梁骨的滋味,便极力找退路。八月节前他托人给八路军和抗日政府送来几箱药品,四十本学生地图(我们当军用地图使),带来一封信,愿意暗地为抗日军民做点好事,保证不当铁杆汉奸。我们收了他的礼,回答说谁好谁坏,抗日军民有帐,自会区别对待。
  
  刘四爷请智广吃了包子酸辣汤,然后锁上门,卸了招牌,拉上驴,领着邓智广去伪区公所。
  
  两人一驴绕墙根走小巷,来到一个骡马大店门外。门口贴着两张白纸条,一张写着:“第八区区公所”,一张写着“马蜂坞乡乡公所”。乡公所占着前院,院里地上铺了席,席上堆着白菜、猪肉、杀了的鸡、宰了的羊。六七个汉子正在搬搬弄弄,把这些东西分成数份,打捆装车。每个小独轮车上都贴着红纸条:“敬献××部队年礼一车,新春大吉”。
  
  刘四爷把驴交给一个人,说:“拴到槽上去。”便领着智广穿过前院到了后庭。一进天井就见东屋门敞着,里外坐着蹲着一些人,抽烟的、喝茶的、剥花生的、眼睛都瞧着屋内。屋内弦鸣鼓响,有个沙哑嗓子顺着调门唱道:
  
  诸位落座莫要出声,
  
  鼓板一打可开了正封。
  
  上一回唱了半本本半呼延庆,
  
  还剩下本半本半没有交代清。
  
  在哪里丢了到哪里找,
  
  哪里断了哪里接着听。
  
  一见到刘四爷,就有人招呼:“四爷来得巧,刚开书,听听吧!”
  
  刘四爷说:“你们倒会找乐子,区长在这儿吗?”
  
  那人没说话,把嘴便向后边一努,笑了一笑。
  
  刘四爷领智广从后门出了院,往东来到一个跨院门口。两个年轻人正在那为什么事争执,一个人上身穿着件军装,下身穿着条打补丁的套裤。另一个人下身穿着吊裤,上身却披着件大襟棉袄,两人的枪全靠在墙上。
  
  刘四爷说:“有话不在里边讲,在门口闹哄,区长知道不揍你们!”
  
  穿军装上衣的说:“就这一套军装,区长命令谁站岗谁穿。我来接岗,他光给我棉袄不脱裤子,这怨我骂他吗?”
  
  那穿大襟棉袄的说:“不是我不脱,我里边棉袄肥,这军装裤子瘦,不里外全脱就扒不下来。在这儿脱光了腚扒它,我不得冻下四两肉来吗?我进里边扒下再给他送来不行吗?”
  
  穿军装上衣的说:“站岗的不许动地方,你不送来我又不能找你去。碰上区长出来,说我军容不整,不又给我两耳刮子吗?”
  
  刘四爷作保,叫那人扒下裤子一定送来,这才和智广进了跨院。
  
  这院虽小,房子却很整洁,三间东屋门口分别贴着“财政处”、“秘书处”、“政务处”的纸条。三间西屋贴“军事处”、“自卫队”的纸条,正房三间写着“区长办公重地,闲人免进”。
  
  这房一明两暗。明间里当中摆个吃饭用的圆桌,四周沿墙放了几把椅子、几个茶几,用泥坯砌了炉子,炉子口坐着燎壶,一个跟班守着炉子打瞌睡,暗间门上挂了个绣花门帘,绣的是“鸳鸯戏水”。刘四爷示意叫邓智广等一下,他掀帘走了进去。过一会儿门帘又掀开,从里边探出个头来,却是宋明通。宋明通说:“你三叔叫你呢!”
  
  智广进到里间,只见当屋放着个红漆帐桌,抽屉上了铜锁。北墙下一张方桌,两把椅子,宋明通坐着一张,方桌上是茶壶茶碗烟碟洋火,南边窗下一铺小炕。炕头放着炕柜,四扇玻璃门里镶着女明星画片,依次是周曼华、陈云裳、李香兰、白光。另一面墙上一幅日本资生堂化妆品广告画,画的是女歌星渡边佳代。炕中间放着烟盘、铜烟灯、红木烟枪、小茶壶、水果盘。刚在集上见过的三姑娘蹲在地上扶着斗,拨着泡儿,邓明三歪在一边吞云吐雾,吸的声音有板有眼,满屋一股炒糊了芝麻的焦香。刘四爷正坐在烟盘另一侧数钱,捋他收来的大小票子。智广就坐到了宋明通旁边的另一张椅上。
  
  邓明三一口气把泡儿吸尽,赶紧呷了口茶,长长地喷出一口烟来。这才说:“自己爷们,怎么不请还不进来呀?”
  
  智广说:“三叔如今做了官,不比在家里。”
  
  邓明三笑道:“爷们儿,别调理你叔。我这条命还不是在八路军手心里攥着?在那边还望你多美言几句哪!”
  
  智广看看那位三姑娘一眼有点动气了。邓明三立刻就感觉出来,笑道:“这是翠花班的三姑娘,最讲义气,最有良心,嘴也严。咱爷们说笑话,不用背她!”
  
  三姑娘机警地站起身说:“老爷们说话夹上我干什么?我又听不懂。刚才金队长派人传我;我正要跟区长请假呢,我去看看吧。”说完也不等邓明三答应,向屋里几个点点头,把各人茶杯满上,径自出去了。
  
  邓明三坐起身,啜着茶说:“这女人有心胸,日本人去班子里她从不接客。不用怕她漏风。说正经的吧,你三叔是怕鬼子没收我的买卖,不得已才花钱买个汉奸当,不是存心卖国。你来有什么事?用我帮忙尽管说。”
  
  智广说:“三叔既这么说,我要再执拗,就显着外道了。你能不能想法把我送进日伪军据点里去?”
  
  邓明三说,马蜂坞是个大据点,这底下又分好几处。最高的一处是“皇军部队”,在村东一里地,用砖瓦水泥修造成三角形城堡,人们叫他洋楼。外边围着壕沟、铁丝网,火力充足,安全牢固,里边全是鬼子兵。二等的是“宪兵工作队”、“剿共班”这些有枪有势的伪军部队。他们占了村北一家地主的宅院,抓民夫用土夯筑了一个小围子,围子上边有碉堡,外边有护城壕,中间开一座门,门外悬吊桥。天一黑把吊桥吊起,围子门锁上,外边闹翻了天他们也不再开门,也算能睡个安生觉。第三等的就些文职小机关,既没枪,又没人,只能占用几间民房,支个门面。白天指手划脚、耀武扬威,天一黑摘下牌子赶紧找保险的地方去寻宿。土围子里的剿共班是绑票出身,看出这是个财源,就在围子内盖了几间平房出租。住一宿联银券五块,带妓女进去另收花捐,他还出租麻将牌,代办夜宵。一般的小职员既住不起,也不是武工队捕捉的目标,自然不会花这笔钱。可那些头头都是为发财而来,谁也不肯搭上命,明知狼叼来的喂狗有点冤,夜夜还是去住。
  
  智广问邓明三:“你也去住吗?”
  
  邓明三说:“我要不去住,他们就会疑心我跟八路有勾结。怎么别人怕八路来堵被窝我不怕呢?”
  
  智广说:“你能不能想办法把我送进鬼子的洋楼?”
  
  邓明三嘬了下牙花子说:“这个怕不行。连我过去办事也要先联络好,他们派人出来把我领进去。万一出点什么漏子,我也没法向八路方面交代。”
  
  智广说:“三叔满嘴说为抗日出力,一动真的就完了,我又怎么替你交代呢?”
  
  宋明通一直不动声色地听着,这时插嘴说:“大侄子,别怪我多嘴,这事你三叔实在难办,找个容易点的来求他,他准帮忙。”
  
  智广装作无可奈何地说:“好吧,自己爷们我还能难为你吗,你今晚把我带进土围子去吧!”
  
  邓明三立刻答应说:“这包在我身上。”
  
  智广说:“说清楚,我可要进宪兵工作队。”
  
  邓明三把笑着吊上去的嘴角又拉下来了,点着烟,吸了几口说:“你可真能给我摆八阵图。土围子好进,这宪兵工作队可又难了。他们虽说和剿共班合住一个围墙里,可一宅分作两院,里边又砌了一堵墙。宪工队的人可以自由经过剿共班的院子出入,剿共班的人可不能进宪工队。出租的房子在剿共班院里。寻宿的人只能在这个院活动,进不了宪兵工作队。”
  
  智广不满意地说:“照这么一说,你是一点费劲的事也不给办了?”
  
  宋明通又出来打圆场:“先都别急,今晚区长把大侄子带进小围子,见机行事。只要能抓住机会,就让大侄子进去。话再说回来,大侄子你要处处小心,万一出了事,好汉做事好汉当,不要连累三叔。”
  
  智广说:“那是自然,怕死还抗日吗?”
  
  又说了几句闲话,邓明三打瞌睡了。宋明通硬叫智广到他乡公所去休息,晚上再过来找邓明三。
  
  六
  
  还没进乡公所的院子,就听见人喊狗叫,还夹着笑声。进去后则见一个日本兵拉着条洋狗,指挥洋狗扑那几个收拾年礼的汉子,却又手拉着皮带,不让它真咬住。看见人被追得连蹿带跳,年礼踩得乱七八糟,日本兵张着嘴哈哈大笑。见宋明通和智广走进来,他拉住了狗,仍然笑个不停。
  
  宋明通问乡丁们:“怎么个事?”
  
  乡丁说这日本兵似乎想要什么东西,因为大家听不懂,他就喊洋狗咬他们。
  
  智广上前去用日语问道:“你有什么事要他们办吗?”
  
  日本兵说:“要几个鸡蛋,我的狗饿了。”
  
  智广翻译过来,宋明通就叫人拿来一小篮鸡蛋。日本兵磕开一个,那狗就在他手里吮吸干净。一连磕了四五个,狗不吃了。日本兵掏手巾擦擦手,又说:“有烟吗,给我几盒。”
  
  宋明通进屋找了找,拿出三盒烟,日本兵一看,连连摆手说:“不要这个,要好的。‘天坛’、‘前门’有没有?”
  
  宋明通说没有,可以马上派人去买,叫他等。
  
  日本兵看看手表说:“我有事,你买来给我送去行不行?”
  
  智广问他:“送到哪里?”
  
  日本兵说:“皇军驻地,我在那门外工地上值勤。”
  
  智广问:“他们叫我进去吗?”
  
  日本兵说:“你说找我。我叫片山。不过,烟不要拿在外边叫人看见,明白吗?”
  
  “明白。”
  
  “我等着。如果你们说了不算,明天我来杀了你们。”说完片山就拉着狗往外走,走了几步又停下来问智广:
  
  “咦,你刚才说的是日本话?”
  
  “是的,说中国话你听得懂吗?”
  
  “咦,这里还有会说日语的孩子?”
  
  “我在天津上学,是回家乡度寒假的。”
  
  “怪不得,太好了。你来吧,不送烟也可以来找我玩。”
  
  这真叫吉人天相,正愁不得其门而人,忽然送通行证来了。宋明通赶紧叫人去买烟。一共买了两条。智广说一次不能送太多,把胃口养大了以后更难伺候。他只拿了五盒,其余的仍交宋明通存起来,把烟放在衣袋里,***本洋楼找片山。
  
  按宋明通的指点,智广出村往东北走,老远就看见三个圆柱形红砖碉堡,有四五层楼高。走近了,才看见三个碉堡之间用红砖围墙连起来,墙上有垛口,墙下有铁丝网和护墙壕。围墙与铁丝网、壕沟之间有二百米宽的空地。百十名民夫正在这空地上挖战壕修地堡。空地上两端生着两堆劈柴火,每堆火旁坐着个日本兵,边烤火边监视民夫。还有一胖一瘦两个穿黑棉袍、戴白袖章的中国监工,手里提着木棒,连打带招呼催促民夫干活。片山先看见了智广,喊了他一声,就指指吊桥处,他自己也走到吊桥附近去对哨兵说了句什么。智广到桥头便没受阻拦,随片山到火堆边坐下,就掏出三盒烟来——他临时又觉得把五盒都给他太可惜了,只掏出三盒。片山拿到三盒也挺满意,高兴地朝坐在另一堆火旁的那个日本兵挥手:“过来,加藤君。”
  
  加藤比片山行动迟缓,瘦瘦的,戴个近视镜,背还稍许有点驼。他端着步枪,身上除子弹袋外还背了一个方形皮包,包上缀着红十字。他走过来,片山就举起一盒烟给他说:“抽一盒吧,我知道你好些天没去出诊,没有人给你烟了。”
  
  “你这烟哪儿来的。”
  
  “这个小朋友送来的。唔,这是加藤君。”
  
  智广站起来向加藤鞠了一躬说:“我叫智广,初次见面,请多关照。”
  
  “唔,你会说日语?”加藤眼镜后边的眼睛睁得大些说:“你不是这里人吧?”
  
  “我在天津上学,在学校学的日语,我们学校有日本老师。”
  
  “是吗?日本老师严厉吧?”
  
  片山说:“我上中学时加藤君是我的老师,教生理。”
  
  智广说:“那我得称您先生才对。”
  
  加藤问:“你会唱日本歌吗?”
  
  智广说:“会几个,鸽子,春天来了,月亮月亮。”
  
  “唱一个唱一个。”
  
  智广清清嗓子唱了起来:
  
  出来了,出来了,月亮啊。
  
  圆啊,圆啊,那么的圆哪,
  
  像盘子一样圆的月亮哪……
  
  加藤先是击掌,又随着小声唱,最后擦起眼泪来了。
  
  “加藤,”片山严厉地叫道,“别忘了你是军人!”
  
  “是,上等兵先生!”加藤立正答道,“请原谅,我好久没听到孩子们唱歌了,我一直在孩子们的歌声中生活啊!”
  
  “算了,你坐下休息吧!”
  
  三个人就默默地坐在那儿烤火。智广偷偷看了一下,片山尽管年轻,领子上已是三个豆,加藤才一个。
  
  “片山君,”加藤说道,“我听队长先生说,他想收个中国孩子当仆役呢。”
  
  “是吗?”
  
  “他说要从小孩中培养未来中日提携的干部。收两个可靠的孩子,住到我们这儿来,帮我们干零活,我们管他饭,教他日语……”
  
  正说得引起智广注意,吊桥那边忽然骚动。先是有人叫骂,随后看到两人厮打。干活的民夫都停了手,伸头朝那方向看。瘦子监工,摇着木棍喊:“干活,干活!谁瞧热闹我剜了他的眼。”智广就看到在吊桥上,一个伪军把那个胖监工一枪托打倒在地,用脚乱踢。胖监工打了个滚爬起来,就往吊桥里边跑。站岗的日本兵却用枪拦住他,喊道:“混蛋,外边打去,打够了再进来。”胖监工作着揖说:“太君救命,太君救命!”说着血顺着头、脸淌下来,一会工夫右半脸就成了血葫芦。伪军士兵见日本兵不管,从后边追上来朝他背上又是一枪托。胖监工转头又往外跑。伪军紧追紧骂:“我砸死你个私孩子,砸死你个私孩子……”
  
  加藤对片山说:“应该制止他们。”
  
  片山说:“不要管这些臭货,狗咬狗。”
  
  加藤把瘦监工叫过来问道:“你们为什么打架?”
  
  瘦监工说:“他们是同村人。士兵的哥哥死了,监工在村里当维持会员,奸污了他嫂子。那时当兵的还是老百姓,不敢惹他。现在他当了兵,就找他报仇!”
  
  片山说:“胖子跟他嫂子睡觉,关他什么事呢?”
  
  智广告诉他:“这在中国人看来,是他家族的耻辱。”
  
  片山说:“莫名其妙……”
  
  忽然收工的钟声响了。因为两个监工都不在身旁,民夫们呼啦一声,扛起工具就往吊桥上跑。日本哨兵赶紧持枪拦住,瘦监工马上离开火堆,大声喊:“别乱挤,排队,排队!”人们已经乱了,谁也不听他的喊声。哨兵急了,端起刺刀就向人群刺去。前边有人惨叫着倒下了,后边还往前涌,片山大吼一声,抡起枪就朝民夫们没头没脸地打了下去。监工也抡起棍子帮助打,人们开始惊叫着散开了。
  
  “跪下,跪下!”片山喊道,“通通跪下,谁不跪我枪毙谁。”监工听不懂他喊什么,正想问明白,片山一把抓住监工,朝他腿弯踢了一脚,用手按了一下,把监工按得跪下来。片山喊道:“通通的,通通这样。”
  
  人们先是迟疑,随后就三三两两跪了下去,片山抡起步枪,用枪托朝跪着的人腿部猛打着,口喊:“跪下,跪下。”一大片人,黑压压的,慢慢全跪下了。
  
  剩智广一个中国人站在那儿,不由得又愤怒、又羞辱地涨红了脸,眼睛含了泪,把头扭过去。
  
  “孩子,”加藤拍了他的肩一下说,“走吧,你走吧,我送你出去。”
  
  智广不知怎么出的吊桥,走出一段路,他就捂着脸大哭起来了。
  
  宋明通见智广去了好久未回,很不放心,正站在门口等他,见他泪流满面,气急败坏地跑回来,吃了一惊。忙问他:“出了什么事,受欺侮了?”
  
  “我们的群众,我们的老乡……”
  
  “屋里说,屋里说。”
  
  宋明通扶着智广进了屋,智广一五一十哭诉了一遍,宋明通伸手忙去关门。智广说:“别关,你这乡公所里不也都是中国人吗,大伙都听听,鬼子欺侮我们到了什么份上。”
  
  “不用听,他们见的比你多!”宋明通还是关上了门。
  
  智广说:“看着同胞受洋鬼子的欺侮不害臊不痛心,这还叫中国人吗?”
  
  宋明通说:“光痛心害臊赶不走鬼子,躲得远远的,眼不见为净也赶不走鬼子。”
  
  “我受不了这个!我回去参加战斗部队。”
  
  宋明通说:“要抗日不光得豁得出牺牲流血,也得豁得出受委屈受冤枉,你比我受的教育多,响鼓不用重锤,上级派你来执行任务是信得过你。”
  
  宋明通掏出烟袋抽烟,不再说话。他觉得对于智广说这些也够了,果然,过了一会儿智广擦干眼泪,就讪讪地问:
  
  “邓明三啥时候领我去小围子?”
  
  宋明通说:“现在就去。”
  
  七
  
  小围子按面积说并不比洋楼小,土筑的墙坚固性也决不在砖墙之下。四角四个方形碉堡,周围也是一丈多深的护墙壕。一样的岗楼一样的吊桥,外边看是一个整体,到里边才知道东西院之间还有一道墙,用一个角门通连,东院住的是“剿共班”。
  
  “剿共班”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“受了招安”的。至今保留绿林本色。有穿长袍的,有穿短打的;有的穿件斜开气的大缎子棉袍,头戴战斗帽;有的蹬一双长筒马靴,却包个羊肚手巾;还有的穿件西装,头顶红疙疽瓜皮帽。装备也五花八门:二把盒子,土压五,胡北条,***,凡短枪上必定挂一块红绿绸子,长枪上插一支五颜六色的枪口帽。子弹带有斜披的,有横围的,手榴弹有插在腰间的,有背在腚后的。
  
  里院住的宪兵工作队,穿的也是便衣,却干净整齐。一色的蓝布棉裤棉袄,一色的毡帽头,一色的胶皮棉靴头。枪虽不是一个牌号,可子弹带的背法,手榴弹的带法,都是一样的规格。围子外吊桥边有“剿共班”的人站岗,宪兵工作队的岗设在院内角门上。那里放着个石碾,站岗的坐在石碾子上,嘴里哼着改了词的军歌:
  
  我为兵,太糟心,
  
  抽抽老海振精神,
  
  烟卷洋火莫离身。
  
  更须要时时谨慎十二分,
  
  莫叫队长闯进门,
  
  抽老海,要小心……
  
  沿着中间这道墙,盖了六间平房,这时太阳还没全落,平房里已亮起了灯光,传出了话声。邓明三领智广进了南边第二间。再往南,靠围子墙又有人站岗,那里一连有四个地窖,地窖口盖着木条钉成的栅栏盖子。几个“剿共班”的兵正从那地窖里拉出个满脸满身血污,衣服破碎不堪的犯人来。
  
  屋子里边又是一番景象。当中方桌上,四个角放了四个大碗,碗里是满登登的花生油。每个碗上有两支大拇指粗的棉花灯芯,火头足有二寸高。四个人正围着桌子打麻将。一个穿着警察制服,一个穿长袍满脸麻子,还有一个穿着滩羊皮袄留着八字胡,第四个就是三姑娘。里边墙角,有个瘦长脸,穿一件半旧蓝布长衫。他面前有个茶几,茶几上点了支蜡烛。他双手托着个香烟盒里的锡纸,在蜡烛上烤,嘴里叼着个用香烟盒卷成的纸筒,对准锡纸吸那上边烤出的一股白烟。这烟有股腥臭味,加上八支灯捻的烟,打牌人喷出的纸烟,屋里的气味焦臭难闻,而且什么也看不清。
  
  三姑娘见邓明三进来,就站起身说:“您快来吧,我可当不起替身,我输了好几块了。”
  
  八字胡说:“输多少都记在区长账上,又不要你掏腰包,怕啥哩?”
  
  邓明三也不推让,就在老三的椅子上坐下去。
  
  这时一个“剿共班”的兵进来,问麻子说:“票人都带出来了,怎么审法?”
  
  麻子一边洗牌一边说:“审黄庄那个,其余几个吊在一边看着,先灌凉水,不招出插枪的地方来就拿刀划开胸脯,用子弹拨他的肋条,这个票撕了算。随后问那几个,愿意交出枪来还是愿意交枪款?不吐口就换个上刑,可别再撕了。都撕了找谁要钱去?”
  
  当兵的答应着走了。八字胡说:“过年了,班长也不歇?”“剿共”班长说:“原是想弄几条枪,筹点款过个痛快年的,这十个牛仔不开窍,逼得老子过年还开荤。”
  
  这边打着牌,外边就开了锅。有骂人声,有逼问声,有沉重的打击声,有乱踏的脚步声,有哀苦的求饶声,有凄厉的惨叫声。智广听了不由得浑身发冷,头发直竖。邓明三手哆嗦,穿警服的出错牌,八字胡一个劲抽烟,只有麻子面不改色,谈笑风生中连连开和。
  
  三姑娘坐立不安地走动一会儿,说道:“区长,里院金队长叫我的条子,伺候饭局。不早了,我跟您请假。”
  
  邓明三说:“你,你去吧。噢,天黑了,打着我的手电棒。”
  
  三姑娘说:“不用了,他们要是留我住局,我怎么送来还您哪?”
  
  智广问:“上哪儿?”
  
  三姑娘说:“宪兵工作队。”
  
  八字胡问道:“宪兵工作队今晚请吃饭?还叫老三的条子?”
  
  茶几旁抽老海的那人还在“行药儿”,眯着眼,晃着头说:“跟班长一样,赶着谈生意。这边用硬的,那边用软的。这边要的是钱,那边争的是官。”
  
  “剿共”班长问:“还是那个八路干部?”
  
  抽老海的说:“皇军许了愿,只要这人张了嘴,金队长就提升当总队长去。”
  
  智广一听,灵机一动,推推邓明三说:“我送三姑娘去吧,顺手就把电棒带回来。”
  
  邓明三神不守舍地说:“好,行。”
  
  “剿共”班长似乎这时才看见智广,问道:“这是谁?”
  
  三姑娘说:“这是区长的侄少爷!”
  
  八字胡说:“怪不得这么能体会区长的心思,抢着送他小婶子。”
  
  人们一阵哄笑。智广打着电筒陪三姑娘出了门。
  
  三姑娘是听不了受刑人的惨叫声才急着到里院去。没想到“剿共班”的大堂就设在院子里,她到里院去非从过堂的人跟前走过不可。
  
  院子东侧老槐树上挂了一盏发着绿光的煤气灯。树下摆了个桌子,桌子周围坐了胖瘦高矮不齐的几个人,有的穿着大麦穗皮袍子,有的披礼服呢大衣,他们脚下放了几盆炭火,桌上摆了几盘子香烟、洋糖、瓜子、花生,这几个人边嗑瓜子边小声说笑。桌子前边不远处,几个人站着围了半个圈子,手忙脚乱走进走出不知在干什。三姑娘不愿从桌前走过,就傍着西墙根下的几棵枣树走,智广跟她并排。走到枣树下边,三姑娘失声叫道:“哎哟!”忙低下头朝人多的地方走去,智广闻声抬头一看,才看见每棵枣树上都吊着一两个人。他们被双臂反剪上身前倾,脚尖点地,用绳子吊在树权上。上半身全给剥光了,有几个前胸后背都被打翻了花,横七竖八的伤口上凝着紫呈黑着的血块,猛一看竟和身边的树皮无法分别。有几个锁骨上下被刺刀捅了两窟窿,把铅丝穿过破口挂在锁骨上,下边坠了秤砣、石块等重物,血正顺着铁丝往那重物上流。这些人都在簌簌地发抖,轻轻地**,却无人大喊大叫。智广一下就想起城里死了人放焰火时挂的“十八层地狱图”。就在他这么一走神的工夫,三姑娘已走近这群围成半圈站着的人们了。
  
  智广发现三姑娘已不在身旁,忙站住脚四下睃视。忽然围在桌前的那群人爆发出一阵哄笑,闪开一条道。三姑娘两手捂着脸像逃跑一样疾疾往里院方向走去,人们用笑声和目光直送她走到黑灯影里。在这一瞬间,智广从人们闪开的空隙间看到桌前放着条板凳,板凳上赤裸裸躺着个人,那人的脑袋倒仰在板凳之外,左右急剧地甩动着,有两个壮汉在板凳两侧不知忙些什么。他还想看清楚些,人群却又转过身去合拢起来了。只听坐在桌边一个人笑嘻嘻地说:“老三别捏着半拉装紧的了,你还没见过光腚的男人怎么着!”
  
  人们又一阵哄笑。
  
  这时三姑娘突然两腿一软坐在墙根地下了。智广追过去,蹲到她对面问:“你怎么了?”
  
  三姑娘浑身抖成一团,上下牙咯咯碰得山响,张了张嘴,没说出话来。
  
  智广又问:“你受欺侮了?”
  
  三姑娘抓住智广胳膊,带着哭声说:“娘啊,他们在一刀一刀地宰人哪!”
  
  这时人群里又传出一声哄笑。只听门声一响,麻子班长叼根烟卷探出头来,不耐烦地说:“你们消停点,吵得屋里听不见叫牌声了,办屁大点事也一惊一乍的,没见过宰人哪!”
  
  三姑娘打着冷战说:“你说这些人也是人肏的吗!老天爷就不给他们报应吗!”
  
  智广说:“恶有恶报,三姑娘,你挺有良心。身在公门好修行,以后多帮帮好人的忙,也有好报。”
  
  三姑娘说:“小先生,我干这下贱营生,是迫不得已,可我还有良心,也是中国人。早晨区长说的话我听见了。我敬重你。你放心,我决不做伤天害理的事。要有用我的地方尽管说。”
  
  智广说:“多谢你,将来中国老百姓自己当了家,你也就出苦海了。你进去凡事多留心,回头我也许跟你打听点事。”
  
  两人走到角门口,站岗的跟三姑娘调笑了两句,放她进去,拦住了智广说:“队长有话,只请三姑娘一个人,没请的挡驾。”
  
  智广晃晃电筒说:“我把她送到就出来。”
  
  哨兵说:“院里平整,没有亮也崴不了脚。”
  
  三姑娘说:“侄少爷就请回去吧,我眼睛好使,啥都看得清楚。”
  
  三姑娘进去后,智广正想回去,哨兵忽然问道:“你是侄少爷,谁家的侄少爷?”
  
  智广说:“区长是我叔。”
  
  “真的?既这么着,他们在屋里打牌必定有好烟好茶,你给咱弄根烟抽咋样?”
  
  智广兜里还有给片山剩下的烟,就掏出一盒说:“一根烟还值当要吗,拿去!”
  
  站岗的接到烟,眉开眼笑,连忙站了起来说:“谢谢啦,到底是大家公子,出手不凡。不是我没脸没皮,这么冷的天,那边鸡毛子喊叫的,这俩钟头不好熬啊!我有烟,忘带来了,又不能离岗位。”
  
  智广问:“你干这个不少挣钱吧?”
  
  “挣啥钱?混混饭吃,俺这队伍专办案子,不下乡扫荡,没有发洋财的机会。”
  
  “那你图什么要干这个?”
  
  “我在济南给买卖鬼看仓库,拿了他点东西,犯了案子,不干这个别处不敢呆。叫他抓住就没命了。”
  
  “拿了他什么,犯这么大案?”
  
  “不多,十来斤烟土,一箱子洋药。原先想在这混一阵,躲躲灾,弄好了也奔个官当当。”
  
  “也快当官了吧?”
  
  “不行,走错路了。真要当官不能干这个,得干八路去。当了八路再投诚,上来就是个小队长。你看金队长今天请的那个人,金队长说了,只要他投诚,据点里的官随他挑。愿当宪兵工作队长,老金让位!”
  
  “他答应了?”
  
  “谈了多少回,这人没张嘴说过一句话。听说今天是最后一回劝降,再不张口就开他的红差。”
  
  智广沉吟一下,故意问道:“上回你们这儿不是死了一个八路的人吗,还出公殡?”
  
  “就是这个,棺材里就有一条他的腿。腿锯下来了,人还活着哪!”
  
  “为条腿还出殡?”
  
  “那是诳八路的。说他死了,八路就不来救了。让他本人也死了这条心。”
  
  “他不会想法跑了?”
  
  “一条腿往哪儿跑?剩下一条腿还烂了个大窟窿。皇军不许请医生给他治,专派皇军的医生给他治。日本医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,看看快收口了,他就不来;估计烂得不行了,他又到了。皇军说,你为抗日已经献出一条腿了,也真对得起旧政府了,这条腿是留下来为新政府干事还是也把它锯了,随你挑。他仍然不说话。他找金队长要了点盐,天天自己用盐洗。金队长背着皇军给了他一大罐盐,说是中国人对中国人要讲人道。其实怕他烂死,自己没了立功升官的机会。皇军许了愿,他要说降了那个人,升他作全县的警备大队长……”
  
  院里有人走过来了。他作个手势,住了嘴。
  
  来的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等个儿,披着水獭大衣,里边是春绸皮袍,戴一顶土耳其黑皮帽,问站岗的:“刚才谁在这儿说话?”
  
  站岗的打个立正说:“报告金队长,刚才是‘剿共班’的人跟这小孩说话。”
  
  金队长厌恶地朝动刑的那边看了看,那边人已经散开了,几个兵丁正架着犯人往地牢里送,他又看看智广,问道:“你是哪儿的?在这干什么?”
  
  智广说:“在屋里坐困了,出来透透气,我又没进你的院子,你管得着吗?”
  
  站岗的说:“他是区长的侄少爷。”
  
  金队长哼了一声说:“去把区长叫来,我有事找他。”
  
  智广说:“我又不是你雇来的,你支使得着吗?”
  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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