花洲情缘 (第2/2页)

中国的教育其实一开头就是“两条腿走路”。一位三家村老先生，几位家长把蒙童送来。孔子是收芹菜、风干肉的吧，那是“学费”。后来的情况花样很多，有一家办、有几家合办的私塾。收散碎银两、收制钱，以物抵学费的也很多。四书五经、《三字经》《千家诗》等都是教科书，这说起来能写一本书。简而言之叫私塾，再就是政府、官办的，比如太学、国子监。那是中央一级的“大学”。各地府有府学，县有县学，堂而皇之的名字叫作书院。南阳就有一条街，名叫书院街。还有旁边的三元巷什么的，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。那里有个南阳第一高中，就是民国“接替”前清府学的址。
　　
　　书院，在彼时可以说“长城内外，大河上下”到处都有的学堂官称。我见到胡适的一份回忆：说在某国代表北大参加一个会议，北大因建校不足百年，他因而不能列坐**台上。回思北大前身乃京师大学堂，再前身是前清的……那么着算，窝囊死了——台上那些头矗得葱笔一样的诸公，连北大的孙子辈都算不上。本来坐**台的，却坐了台下！我们比他们才真是“老牌的”、“正字号”的！然而从实际社会学意义上讲，书院文化真的是老了、朽了、死了。讲四书五经，说八股文，年年代代一成不变永远如此，没有任何新陈代谢。说句极不中听的话，关在密不透风的房子里，呼吸一室几千年同样呼吸的空气包括屁，这人能不死吗？太阳落山就是落山了，死了就是死了，该死就死，循环更生，乃是好事。胡氏想得有点偏了。
　　
　　整个中国的书院像是一片大竹林，平平的、齐齐的，一色一样：开花了，萎谢了，齐根死了，完了。这与书院自身的反动攸关所在，谁也救不了它。但这片大竹林中稀不棱的也留下了几株大树，岳麓书院、嵩阳书院就是了。那原因也极简单，二程、朱熹、王阳明这些在学术上、功业上有所建树的名人进驻过，在这里讲学或著述过，就这么简单。也就是松柏树吧，前后庭院讲堂学所，歇山顶的房子吧。吃喝拉撒睡，不会比别的书院少，也多不出什么去。这些地方因了名人而成名地，你去看看，至今还是游兴甚佳者多多。
　　
　　我们冷落了花洲，慢待了春风阁。其实，是不是这样？用范仲淹和上述的几位“名人”做一做比较，以《岳阳楼记》的知名度和人文涵盖衡量，这“冷落慢待”是明摆着的事。这事我想过，竟是这样一个结论：邓州只是个“州级”，书院相当于“县级”而已。就这个小小的原因，就居然敢慢待范公！你去看看湖南的岳阳楼吧，看他们是怎样显摆张扬，《岳阳楼记》不是在岳阳楼上写的，湖南游子把栏杆拍遍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。以“县级”而轻慢，以省学而高看，是否有点趋炎附势了？我这当然是批评。批评的是清代直到当代学界、文物界的诸贤长者——所有那些书院，包括岳麓、嵩阳，等等，其实“功能”早已丧失。唯有春风阁，九百余年春风年年应命而至，百花洲岁岁花树如织。由“县学”而“一中”九百余年香烟不断，缭绕豫之西南，洵是人文奇观，这实是范公余德所泽呢。
　　
　　范公祠、百花洲、春风阁，这几处胜地现在政府已大规模修葺峥嵘，“增其旧制”，花繁树茂、修竹长林渐起。范公修书为《岳阳楼记》的堂奥亦宛然隐于荷塘云树掩映之中。作为一个旧学生，心中实有不能言表的欣慰。